近日，读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史稿》和《十年纪事：1937—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》等，注意到一个细节：党中央进驻延安后，在那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里，开展了红红火火的读书活动。毛泽东同志说：“到延安就发奋读书”，并动手校阅编辑“党书”280多万字。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。党员学习“从支部中做起”。为使干部“能看能写”，还出版了《文化课本》。延安读书活动，推动了党的建设，推动了革命，留下读书学习的宝贵经验。
　　铁肩担当勤读书。凡事态度决定行动，读书也是如此。党在延安是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开展读书学习活动的。共产党要领导革命，没有学问是不成的。毛泽东同志讲话强调：“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”，“建立起学习制度”，“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”，“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。”既发挥各级组织作用，也调动个人积极性，从上到下倡导读书学习，逐步打造一支学习型革命队伍。一些同志还在马背上建起了“流动图书室”，可谓征尘未洗忙读书。
　　联系实际不唯书。好的学习方法，对读书至关重要。好比学木匠活儿，只学斧头本身不行，还要会用斧头做桌子。延安时期，中央狠抓学风，专门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，将改造学习一抓到底；坚持“实事求是”，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，对敌我友三方经济、财政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党务等深入开展调查研究。通过延安读书活动，陈云同志总结出“不唯上、不唯书、只唯实”的著名论断。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，很多同志感到受用终身。
　　运筹帷幄善用书。俗话说，书到用时方恨少。一个“用”字，道出了读书的落脚点。为解决书“少”的问题，中央派专人从重庆购买书报。毛泽东同志还叮嘱：“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。”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在第四版刊发文学、美术、戏剧、历史、工运、哲学等10多方面稿件，分别由16位专家、学者负责征稿。延安时期，我们党抓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的课题，强调“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，才有用处”，实现了读书学习用得上。
(1942年1月17日，毛泽东在《文化课本》序言指出：“一个革命干部，必须能看能写，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，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和学习理论的基础，工作才有作好的希望，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。没有这个基础，就是说不识字，不能看，不能写，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，这样的人，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，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。”)